关于艾芬医生报道的中英德完整版及人类其他版本总集。
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发布后数小时，该文章就被各媒体平台全面删除，但这是一篇本该就被人看到的文章。结果引发一场极为罕见的转发接力。（请看到最后）。
2019 年 12 月 30 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 8 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 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 3 月 1 日凌晨 5 点，大约半小时后， 3 月 1 日凌晨 5 点 32 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 2020 年 3 月 9 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 4 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 200 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 ECMO 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 年 12 月 30 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 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 8 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3 月 2 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 1,500 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去年 12 月 16 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 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紧接着 12 月 27 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 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 90 %，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 10 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12 月 30 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 CT，我就把 CT 录了一段 11 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当天下午 4 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 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 46 种口腔 / 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 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 RNA 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 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 种口腔 / 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 点 20 ，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 月 1 日晚上 11 点 46 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 8 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 200 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 1 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 月 20 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 8 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 200 多人，从 1 月 1 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1 月 9 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 7 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 1 月 1 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 1 月 1 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1 月 3 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 43 岁，现在正在抢救；1 月 8 号下午，南京路院区 22 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 月 11 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 月 16 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 月 17 号，江学庆住院，10 天后插管、上 ECMO。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 4,000 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 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在 1 月 23 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 月 21 号，我们急诊科接诊 1,523 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 3 倍，其中发烧的有 655 个人。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 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 5 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1 月 30 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 32 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9 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 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 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有一天早上 8 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 8 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大概在 1 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 月 18 日，早上 8 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 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 40 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2 月 17 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 8 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 5 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 120 次 / 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 10 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2 月 21 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本文选自《人物》杂志 微博 头条文章，配图出自原文。On December 30, 2019, Affin received a virus test report for patients with unknown pneumonia. She circled the word "SARS coronavirus" in red. When asked by a college student, she took the report and circulated it. To this fellow student who is also a doctor. That night, the report spread to doctor circles in Wuhan, and those who forwarded the report included the eight doctors who were disciplined by the police.This caused trouble for Affin. As the source of the transmission, she was interviewed by the hospital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nd suffered "unprecedented and severe rebuke", saying that she was making rumors as a professional.According to some previous reports, Affin was called "another female doctor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to surface," and some people called her a "whistleblower". It was the "whistler".This is the second report of "People" March cover "Doctor Wuhan".A text message from Affin,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Wuhan Central Hospital,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 at 5 am on March 1, and about half an hour later, at 5.32 am on March 1, her colleague and director of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Jiang Xueqing was infected with New crown pneumonia died. Two days later, Mei Zhongming, deputy director of ophthalmology at the hospital, died. He and Li Wenliang were in the same department.As of March 9, 2020, 4 medical staff in the Wuhan Central Hospital have died of new crown pneumonia infection. Since the outbreak, this hospital, just a few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has become the hospital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employees in Wuhan. One,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more than 200 people in the hospital were infected, including three deputy deans and multiple functional department directors. Multiple department directors are currently maintained with ECMO.The shadow of death hangs over this Wuhan's largest tertiary hospital. A doctor told People in the large group of hospitals that almost no one spoke, but mourned and discussed in private.Tragedy had a chance to avoid. On December 30, 2019, Affin received a virus test report for patients with unknown pneumonia. She circled the word "SARS coronavirus" in red. When asked by a college student, she took the report and circulated it. To this fellow student who is also a doctor. That night, the report spread to doctor circles in Wuhan, and those who forwarded the report included the eight doctors who were disciplined by the police.This caused trouble for Affin. As the source of the transmission, she was interviewed by the hospital disciplinary committee and suffered "unprecedented and severe rebuke", saying that she was making rumors as a professional.In the afternoon of March 2nd, Affin received an interview with People in the Nanjing Road District of Wuhan Central Hospital. She was sitting alon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fic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hich had admitted more than 1,500 patients a day, had returned to quiet. There was only one tramp lying in the emergency hall.According to some previous reports, Affin was called "another female doctor who has been instructed to surface," and some people called her a "whistleblower". It was the "whistler". During the interview, Affin mentioned the word "regret" several times, and she regretted that she did not continue to whistle after being interviewed. Especially for the deceased colleague, "I knew today that I would criticize him for not criticizing," Lao Tzu "Everywhere, right?"About Wuhan Central Hospital and Affin what have they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two months or so? The following is what Affin told—On December 16, last year, we received a patient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Nanjing Road Hospital. Inexplicably high fever, the medication has not been good, the body temperature does not move. On the 22nd, she transferr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performed a bronchoscopy, took alveolar lavage fluid, and sent it out for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Later, the coronavirus was reported orally. At that time, the colleague who had the tube bed chewed several times in my ear: Director Ai, that person reported the coronavirus. Later we learned that the patient was working in South China Seafood.Immediately after December 27th, another patient came from the Nanjing Road Hospital. He was the nephew of a doctor in our department. He was in his 40s without any underlying diseases. His lungs were messed up and blood oxygen saturation was only 90%. The hospital has been treated for almost 10 days without any improvement, and the patient was hospitalized in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Fibrobronchoscope was also taken, and the alveolar lavage fluid was taken for testing.At noon on the day of December 30th, my classmate at Tongji Hospital sent me a screenshot of a WeChat conversation, which said: "Don't go to South China recentl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ith high fever ..." He asked me if it was true Yes, at that time, I was watching a CT of a typical patient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on the computer. I sent him a 11-second video of the CT and told him that this was a patient who came to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the morning and was in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Just after 4 pm that day, my colleague showed me a report that said: SARS 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kinds of oral / respiratory colonization bacteria. I have read the report many times and the following note reads: SARS coronavirus is a single-stranded positive-strand RNA virus. The main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is close-range droplet transmission or contact with respiratory secretions of patients, which can cause a special pneumonia that is obviously contagious and can affect multiple organ systems, also known as atypical pneumonia.At the time, I was scared of cold sweat, which was a terrible thing. The patient was admitted to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It should reasonably be reported by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but for the sake of insurance and attention, I immediately called and reported it to the hospital's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and the hospital's sensory department. At that time, the director of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happened to pass by my door. He was a person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SARS. I caught him and said, "We have a patient who received your department and found this thing." He said at a glance that it was troublesome. I knew it was troublesome.After calling the hospital, I also circulated this report to my classmates. I purposely drew a red circle on the line "SARS 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types of oral / respiratory colonization bacteria." It is to remind him to pay attention. I also sent the report to the doctors in the department to remind everyone to take precautions.That thing was spread that night, and the screenshots of the transmission were the photos I painted in red circle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I later learned that Li Wenliang passed on to the group. At that time, I was thinking that it might be bad. At 10:20, the hospital sent a message. It was a notice of transfer to the city health committee. The main point was that pneumonia of unknown cause should not be arbitrarily released to avoid causing panic among the people. If panic is caused by information leakage, accountability should be pursued.I was very scared at the time and immediately passed this information to my classmates. About an hour later, the hospital sent another notice, again stressing that related news within the group cannot be circulated. One day later, at 11:46 pm on January 1st, the head of the hospital supervision department sent me a message to let me pass by the next morning.I didn't fall asleep that night, I was worried and thought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I felt that there are always two sides to everything. Even if it caused adverse effects, it is not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to remind medical staff in Wuhan to take precautions. At 8 o'clock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I finished the shift, I called to call in the past.After the interview, I suffered an unprecedented and very severe rebuke.At that time, the leader of the conversation said, "We ca n’t afford to raise our heads when we go out for a meeting. The director of XX criticizes our hospital. As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Wuhan Central Hospital, you are a professional. Thing? "This is the original sentence. Let me go back to the 200-odd person in the department to convey them verbally one by one. We ca n’t send them by WeChat or SMS. We can only talk face-to-face or call us. We ca n’t say anything about this pneumonia. ...I was stunned all at once. He didn't criticize you for not working hard, but it seemed that the good situation of Wuhan's development was destroyed by me alone. I had a very desperate feeling at the time. I was a serious and hard-working person. I felt that everything I did was d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made sense. What did I do wrong? I After seeing this report, I also reported it to the hospital. My classmates and my colleagues communicated about the situation of a certain patient. Without revealing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patient, it is equivalent to discussing a medical case between medical students. When you As a clinical doctor, I already know that a very important virus has been found in patients. When other doctors asked, how could you not say it? This is your instinct to be a doctor, right? What am I doing wrong? I have done what a doctor and a person should normally do. In the case of anyone, I think I will do it.I was very emotional at the time, saying that I did this thing, an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st of the people, you just arrest me and go to jail. I said that I am not suitable for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is position and want to take a break. The leader did not agree, saying that this was the time to test me.I went home that night, I remember quite clearly, and told my husband after entering the door,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you can bring the child up. Because my second treasure is still very young, I'm only over 1 year old. He felt inexplicable at the time. I didn't tell him what he was being told. On January 20th, after Zhong Nanshan told people, I told him what happened that day. During that time, I just reminded my family not to go to crowded places and wear masks when going out.Many people worry that I am also called to admonish one of those eight people. In fact, I was not warn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Later, a good friend asked me, are you a whistleblower? I said that I am not a whistleblower, I am the one who sent the whistle.But that interview hit me a lot, very big. After I returned, I felt that my whole heart was broken. I really worked hard and worked hard. Then all the people asked me again, and I couldn't answer.All I can do is ge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to focus on protection. We have more than 200 people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1st, I asked everyone to strengthen their protection. All people must wear masks, hats, and fast-moving hands. I remember one day when there was a male nurse who did not wear a mask during the shift, I immediately scolded him on the spot "don't come to work without a mask in the future."On January 9th, I saw a patient coughing at the pre-examination table when I was off work. From that day on, I asked them to wear a mask to the patient who came to see the patient, one for each person. Don't save money at this time. No one passed on, and I want to emphasize here that wearing a mask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is contradictory.That time was really depressing and very painful. Some doctors proposed to wear the outer clothing outside. The meeting in the hospital said they would not let it go, saying that wearing the outer clothing would cause panic. I asked the people in the department to wear an isolation gown inside a white coat. This was out of specification and ridiculous.We watched more and more patients, and the radius of the spreading area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First, the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may be related to it, and then it spread, the radius became larger and larger. Many of them are family-transmitted. Among the first seven people, there was a disease in which the mother gave the son food. The clinic boss got sick, and the patients who came for the injection were passed on to him. They were all too heavy. I knew there must be someone passing on. If there is no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e South China Seafood Market will be closed on January 1. Why are there more and more patients?Many times I was thinking, if they did n’t rebuke me like that, ask the ins and outs of this matter calmly, and then ask other respiratory expert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maybe the situation will be better, I can at least communicate more in the hospital a bit. If everyone was so alert on January 1, there would not be so many tragedies.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3, in the Nanjing Road Hospital, doctors of urology gathered to review the work history of the old director. Dr. Weifeng Hu, who is 43 years old, is now in the rescue; o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8, the Nanjing Road Hospital On the 22nd floor, Director Jiang Xueqing also organized a Wuhan Rehabilitation Party for Onyx Patients in Wuhan. 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11, the department reported to me that Hu Ziwei, a nurse in the emergency room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as infected. She should be the first infected nurse in the central hospital. The first time I called the Chief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to report, and then the hospital held an emergency meeting. The meeting instructed to change the report of "two lung infections, viral pneumonia?" To "two lungs scattered infection"; the last of January 16th At a weekly meeting, a deputy dean was still saying, "Everyone must have a little medical knowledge. Some senior doctors should not make themselves scary." Another leader took office and continued, " No one can pass it on, but it can be prevented, treated and controlled. "One day later, on January 17, Jiang Xueqing was hospitalized, and 10 days later he was intubated and taken to ECMO.The cost of the central hospital is so large that it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of our medical staff. If you look at the fallen people,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are not so heavy, because we have a sense of protection, and we should quickly rest and treat as soon as we are sick.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re the peripheral departments, Li Wenliang is an ophthalmologist, and Jiang Xueqing is a nail specialist.Jiang Xueqing is really a very good person with high medical skills. It is one of the two Chinese physician awards in the hospital. And we are still neighbors. We are a unit. I live on the 40th floor. He lives on the 30th floor.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However, because I am too busy at work, I can only meet during meetings and hospital activities. He is a workaholic, either in the operating room or at the clinic. No one will go to tell him specifically, Director Jiang,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and wear a mask. He didn't have the time and energy to inqui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he must have taken care of it: "What's the matter? It's pneumonia." This was what the people in their department told me.If these doctors can get timely reminders, perhaps this day will not be. Therefore, as a client, I regret it. I knew that today, I would criticize him for not criticizing me. Lao Tzu said everywhere, right?Although he was in the same hospital with Li Wenliang, I didn't recognize him until his death, because the hospital had too many 4,000 people and was usually busy. The night before his death, the director of the ICU called me to borrow a cardiac press from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said that Li Wenliang was going to be rescued. I was shocked at the news. I did not underst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Li Wenliang, but his condition was affected by him. Does it matter if you are in a bad mood after being reprimanded? I will ask a question mark here, because I feel the same way I feel.Later, when things got to this point, it proved that Li Wenliang was right. I can understand his mood very much. It may be the same as my mood. It is not excitement and happiness, but regret. Regret should continue to scream loudly at the beginning. When people asked us, they continued to say. Many, many times, I was wondering if it would be time back. On the night before the city was closed on January 23, a friend fro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called to ask me about the true situation of emergency patients in Wuhan. I said you represent private or public. He said I represent private. I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when I speak on my behalf. On January 21,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saw 1,523 patients, three times as often as usual, of which 655 had fever.During that time, the situation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by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it, and it will even subvert all your outlook on life.If this is a war,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at the forefront. However, the situation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 following wards were saturated, and basically none of the patients were accepted, and the ICU was resolutely refused to accept them. They said that there were clean patients in them, and they became contaminated as soon as they entered. The patients kept rushing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he road behind was not open, so they all piled up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come to see a doctor for a few hours. We ca n’t get off work at all.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fever and emergency. The hall is full of patients. The infusion room in the rescue room is filled with patients.Another patient's family came and said he wanted a bed. My dad couldn't do it in the car, because the underground garage was closed at that time, and his car couldn't get in. I ca n’t help but run into the car with people and equipment. At a glance, people are dead. What do you say, it ’s uncomfortable and uncomfortable. The man died in the car and had no chance to get off.There is also an old man, his wife had just died at Jinyintan Hospital, her son and daughter were infected, and she was given an injection to take care of her son-in-law. As soon as I saw that she was very ill, I contacted the respiratory department to b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At first glance, her son-in-law was a culturally qualified person. Come over and tell me that I thank the doctor and so on. As a result, he died. Thank you for a few seconds, but it was delayed for a few seconds. This thank you sentence weighs me down.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se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ward, the last time they see you, and you will never see them again.I remember that I came to work in the morning of the 30th year of the New Year. I said that we would take a picture to commemorate the 30th year of the New Year. I also sent a circle of friends. No one said blessings that day. At this time, it is good to live.In the past, if you made a mistake, for example, if you did n’t get an injection in time, the patient might still be in trouble. Now no one, no one is arguing with you, no one is arguing with you. It's confusing.The patient died, and it was rare to see family members crying sadly, because there were too many, too many. Some family members will not say that the doctor begged you to save my family, but said to the doctor, hey, let's get rid of it quickly, this is the point. Because at this time everyone is afraid of being infected.It takes 5 hours to line up at the hot clinic every day. A woman fell down in a row, watching her wearing a leather coat, carrying a bag, and wearing high heels. She should be a particular middle-aged woman, but no one dared to step forward to help her, and lay on the ground for a long time. I had to call the nurse and doctor to help her.On the morning of January 30, I came to work. The son of a white-haired old man died at the age of 32. He stared at the doctor and gave him a death certificate. There are no tears at all, how can I cry? There is no way to cry. Look at his dress, it may be an outside migrant, there is no channel to reflect. Without a diagnosis, his son became a death certificate.This is what I want to call for. The patients who di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all undiagnosed and could not be confirmed. After this epidemic passed, I hope to give them an explanation and give their families some comfort. Our patients are very poor and pathetic.Having been a doctor for so many years,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there is no difficulty to bring me down. This is also related to my experience and personality.At the age of 9, my father died of gastric cancer. At that time, I thought of growing up as a doctor to save the lives of others. Later, when I entered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ll my volunteers were filled in medicine, and I finally passed the Tongji Medical College.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in 1997, I went to the Central Hospital. I previously worked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and became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2010.I think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like a child of mine. I made it so large that it united everyone and made this situation not easy, so I cherish this group.A few days ago, one of my nurses sent a circle of friends saying that I miss the big emergency department that was busy before, and that kind of busyness and this kind of busyness are totally two concepts.Prior to this epidemic, myocardial infarction, cerebral infarctio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trauma and so on were the areas of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That kind of busyness is a busy one with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The purpose is clear. There are smooth procedures for various types of patients. They are very mature. And this time there are so many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ho have no way to deal with and cannot be admitted to hospital, and our medical staff is still at this risk. This kind of busyness is really helpless and sad.One day at 8 in the morning, a young doctor in our department sent me a WeChat, and it was quite personal, saying that I would not come to work today and I was not comfortable. Because we have rules here, if you are uncomfortable, tell me about the arrangement in advance. You tell me at 8 o'clock, where do I go to find someone. He lost his temper to me in WeChat and sai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suspected cases were put back into the society by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you led. 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sin! I understand him because of his conscience as a doctor, but I was also anxious and I said you can Go tell me, what should you do if you are the director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Later, the doctor came to work after a few days of rest. He did not say that he was afraid of death and fatigue, but that he encountered such a situation and felt very collapsed in the face of so many patients at once.As doctors, especially the many doctors who came to support them, they couldn't bear it psychologically. When this happened, some doctors and nurses cried. One is crying others, and the other is crying themselves, because everyone does not know when it is their turn to become infected.Around mid-to-late January, the hospital's leaders also became ill one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our director of the office and three vice presidents. The daughter of the Chief of Medical Services was also ill and he was resting at home. So basically no one cares about you at that time, you just fight there, that's the feeling.The people around me also started to fall down one by one. On January 18, at 8:30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doctor we poured down, he said that I was recruited as the director, did not burn, only had CT, and the lungs had a large ground glass. Soon, a responsible nurse in charge of the isolation ward told me that he had fallen. At night, our head nurse fell down. My very real first feeling at that time was-luck, because it fell early, and I could get off the battlefield early.I have been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se three people. I just work every day with the belief that I must fall. Everyone in the hospital thought I was a miracle. I analyzed it myself, it may be because I have asthma, and using some inhaled hormones may inhibit the deposition of these viruses in the lungs.I always think that the people we do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re considerate people. In Chinese hospitals, the status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uld be relatively low among all departments, because everyone thinks th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nothing more than a passageway. It is enough to take patients in. Already. This neglect has always existed in this fight.In the early days, the supplies were not enough. Sometimes the quality of the protective clothing assign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as very poor. I was angry when I saw that our nurses wore such clothes to work and got angry in Zhou Huiqun. Later, many directors gave me all the clothes they kept in the department.There are also eating problems. When there are many patients, the management is confusing. They simply ca n’t think that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till has something to eat. Many departments have food and drink after work. They have a large row. We have nothing here. In the WeChat group of hot clinics, doctors compla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only has diapers ..." We fought at the forefront, and as a result, sometimes I was really angry.Our collective is really good. Everyone is off the line only when they are sick. This time, more than 40 people in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infected. I built a group of all the sick people, originally called "emergency sick group", the head nurse said unlucky, changed to "emergency refueling group". Even people who are sick don't have a sad, desperate, and complaining mentality. They are all very positive, that is, everyone helps each other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These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re very good, just follow me and be aggrieved. I also hope that after this epidemic, the country will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In many countries' medical systems,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s highly valued.On February 17th, I received a WeChat message from a classmate at Tongji Hospital. He said "Sorry" to me. I said, "Fortunately, you passed it out and reminded some people in time. If he didn't pass it on, he might not have Li Wenliang and the eight of them, and he would probably know less.This time, we had three female doctors infected with the whole family. The father-in-law and mother-in-law of the two female doctors were infected with her husband, and the father, mother, sister, and husband of a female doctor were infected by five people. Everyone thinks that the virus was discovered so early,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so costly.This cost is reflected in all aspects. In addition to those who died, those who were sick also suffered.In our "Emergency Emergency Team", people often exchange physical conditions. Some people ask that the heart rate is always 120 beats per minute. Does it matter? It definitely matters, and panic as soon as they move. This will affect them for life. Can't heart failure? It's hard to say. In the future, others can go hiking and traveling, they may not, and that is all possible.And Wuhan. You said that Wuhan is a lively place. Now it ’s quiet and quiet along the way. Many things ca n’t be bought and we have to support the whole country. A few days ago, a nurse of a medical team in Guangxi suddenly fell into a coma while at work, and was rescued. Later, a heartbeat occurred, but she was still in a coma. If she doesn't come, she can have a good time at home, and this kind of accident will not happen. So, I think we owe everyone's favor, really.Having experienced this epidemic, many people in the hospital have been hit hard. Several medical staff below me have thoughts of resignation, including some backbones. Everyone's previous concepts and common sense of this profession are inevitably a little shaken-is that you work so hard, right? Just like Jiang Xueqing, he works too hard, is too good for the patient, he is doing surgery every year and the New Year . Today, someone sent a WeChat written by Jiang Xueqing's daughter, saying that her father's time was all given to the patient.I have had countless thoughts myself, have I returned home to be a housewife? After the epidemic, I basically did not go home and lived outside with my husband. My sister helped me take care of my children at home. My second treasure didn't recognize me. He didn't feel me when he watched the video. I was very lost. It was not easy for me to give birth to this second child. He was 10 kg at birth. This time, weaned too — when I made this decision, I was a bit sad. My husband told me that he said that someone can encounter such a thing in his life, and you are not only a participant, you also Bringing a team to fight this battle is also a very meaningful thing. When everything returns to normal in the future, it is also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to remember.The leader talked to me on the morning of February 21st. Actually, I would like to ask a few questions, such as, do you think that criticism was wrong that day? I hope to give me an apology. But I dare not ask. No one said sorry to me on any occasion. But I still feel that this time it is more clear that everyone still insists on their own independent thinking, because if someone wants to stand up and tell the truth, there must be someone, and the world must have a different voice, right?As a Wuhaner, which one of us does not love our own city? We now recall how extravagant happiness we lived in the most ordinary life. I now feel that holding the baby, going out to play with him on a slide, or going out to watch a movie with my husband, but it is not common in the past, but until now it is a kind of happiness, it is an unachievable happiness.Am 30. Dezember 2019 erhielt Affin einen Virustestbericht für Patienten mit unbekannter Lungenentzündung. Sie umkreiste das Wort "SARS Coronavirus" in Rot. Auf Nachfrage eines Studenten nahm sie den Bericht und verteilte ihn. An diesen Kommilitonen, der auch Arzt ist. In dieser Nacht verbreitete sich der Bericht in Ärztekreisen in Wuhan, und diejenigen, die den Bericht weiterleiteten, schlossen die acht Ärzte ein, die von der Polizei diszipliniert wurden.Dies verursachte Affin Probleme. Als Quelle der Übermittlung wurde sie vom Disziplinarkomitee des Krankenhauses interviewt und erlitt "beispiellose und schwere Zurechtweisungen", die besagten, dass sie als Fachkraft Gerüchte machte.Nach einigen früheren Berichten wurde Affin "eine andere Ärztin, die angewiesen wurde, aufzutauchen" genannt, und einige Leute nannten sie "Whistleblower". Es war der "Pfeifer".Dies ist der zweite Bericht von Zeitschrift "People" March Cover "Doctors of Wuhan".Eine SMS von Affin, der Direktorin der Notaufnahme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erklärte sich bereit, am 1. März um 5 Uhr morgens und etwa eine halbe Stunde später, am 1. März um 5.32 Uhr morgens, ihre Kollegin und Direktorin für Schilddrüse und Brust zu interviewen Operation Jiang Xueqing wurde mit New Crown Lungenentzündung infiziert gestorben. Zwei Tage später starb Mei Zhongming, stellvertretender Direktor für Augenheilkunde im Krankenhaus. Er und Li Wenliang waren in derselben Abteilung.Bis zum 9. März 2020 sind 4 medizinische Mitarbeiter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an einer neuen Infektion mit einer Kronenpneumonie gestorben. Seit dem Ausbruch ist dieses Krankenhaus, nur wenige Kilometer vom südchinesischen Fischmarkt entfernt, das Krankenhaus mit der größten Anzahl von Mitarbeitern in Wuha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waren mehr als 200 Personen im Krankenhaus infiziert, darunter drei stellvertretende Dekane und mehrere Direktoren der funktionalen Abteilung. Derzeit werden bei ECMO mehrere Abteilungsleiter unterhalten.Der Schatten des Todes hängt über dem größten Tertiärkrankenhaus in Wuhan. Ein Arzt erzählte den Menschen in der großen Gruppe von Krankenhäusern, dass fast niemand sprach, sondern trauerte und privat diskutierte.Die Tragödie hatte eine Chance zu vermeiden. Am 30. Dezember 2019 erhielt Affin einen Virustestbericht für Patienten mit unbekannter Lungenentzündung. Sie umkreiste das Wort "SARS Coronavirus" in Rot. Auf Nachfrage eines Studenten nahm sie den Bericht und verteilte ihn. An diesen Kommilitonen, der auch Arzt ist. In dieser Nacht verbreitete sich der Bericht in Ärztekreisen in Wuhan, und diejenigen, die den Bericht weiterleiteten, schlossen die acht Ärzte ein, die von der Polizei diszipliniert wurden.Dies verursachte Affin Probleme. Als Quelle der Übermittlung wurde sie vom Disziplinarkomitee des Krankenhauses interviewt und erlitt "beispiellose und schwere Zurechtweisungen", die besagten, dass sie als Fachkraft Gerüchte machte.Am Nachmittag des 2. März erhielt Affin ein Interview mit Menschen im Bezirk Nanjing Road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Sie saß alleine im Büro der Notaufnahme. Die Notaufnahme, die täglich mehr als 1.500 Patienten aufgenommen hatte, war wieder ruhig geworden. In der Notaufnahme lag nur ein Landstreicher.Nach einigen früheren Berichten wurde Affin "eine andere Ärztin, die angewiesen wurde, aufzutauchen" genannt, und einige Leute nannten sie "Whistleblower". Es war der "Pfeifer". Während des Interviews erwähnte Affin mehrmals das Wort "Bedauern" und bedauerte, dass sie nach dem Interview nicht weiter pfeift. Besonders für den verstorbenen Kollegen: "Wenn ich heute schon vorausgesehen hätte, wäre es mir egal, ob sie mich kritisieren oder nicht, würde ich überall sagen."Was haben sie in den letzten zwei Monaten über da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und Affin erlebt? Folgendes sagte Affin:Am 16. Dezember letzten Jahres erhielten wir einen Patienten aus der Notaufnahme des Nanjing Road Hospital. Unerklärlich hohes Fieber, das Medikament war nicht gut, die Körpertemperatur bewegt sich nicht. Am 22. wechselte sie in die Atemabteilung, führte eine Bronchoskopie durch, nahm Alveolar-Lavage-Flüssigkeit und schickte sie zur Sequenzierung mit hohem Durchsatz. Später wurde das Coronavirus oral gemeldet. Zu dieser Zeit kaute der Kollege, der das Schlauchbett hatte, mehrmals in meinem Ohr: Direktor Ai, diese Person berichtete über das Coronavirus. Später erfuhren wir, dass der Patient in South China Seafood arbeitete.Unmittelbar nach dem 27. Dezember kam ein weiterer Patient aus dem Nanjing Road Hospital. Er war der Neffe eines Arztes in unserer Abteilung. Er war in den Vierzigern ohne Grunderkrankungen. Seine Lungen waren durcheinander und die Blutsauerstoffsättigung betrug nur 90%. Das Krankenhaus wurde fast 10 Tage lang ohne Besserung behandelt, und der Patient wurde in der Atemabteilung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Es wurde auch ein Fibrobronchoskop entnommen und die Alveolarspülflüssigkeit zum Testen entnommen.Am Tag des 30. Dezember mittags schickte mir mein Klassenkamerad im Tongji-Krankenhaus einen Screenshot eines WeChat-Gesprächs, in dem stand: "Gehen Sie in letzter Zeit nicht nach Südchina, es gibt viele Menschen mit hohem Fieber ...", fragte er mich Wenn es wahr wäre Ja, zu dieser Zeit habe ich eine CT eines typischen Patienten mit Lungeninfektion am Computer beobachtet. Ich schickte ihm ein 11-Sekunden-Video des CT und sagte ihm, dass dies ein Patient war, der am Morgen in unsere Notaufnahme kam und in Südchina war. Fischmarkt.Kurz nach 16 Uhr an diesem Tag zeigte mir mein Kollege einen Bericht, der besagte: SARS-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Arten von Bakterien zur oralen / respiratorischen Besiedlung. Ich habe den Bericht viele Male gelesen und der folgende Hinweis lautet: SARS-Coronavirus ist ein einzelsträngiges Positivstrang-RNA-Virus. Der Hauptübertragungsmodus des Virus ist die Übertragung von Tröpfchen im Nahbereich oder der Kontakt mit Atemsekreten von Patienten, was eine spezielle Lungenentzündung verursachen kann, die offensichtlich ansteckend ist und mehrere Organsysteme betreffen kann, die auch als atypische Lungenentzündung bezeichnet wird.Zu der Zeit hatte ich Angst vor kaltem Schweiß, was eine schreckliche Sache war. Der Patient wurde in die Atemabteilung aufgenommen. Es sollte vernünftigerweise von der Atemabteilung gemeldet werden, aber aus Gründen der Versicherung und Aufmerksamkeit rief ich sofort an und meldete es der Abteilung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 des Krankenhauses und der Sensorikabteilung des Krankenhauses. Zu dieser Zeit kam der Direktor der Atemabteilung unseres Krankenhauses zufällig an meiner Tür vorbei. Er war eine Person, die an SARS teilgenommen hatte. Ich fing ihn auf und sagte: "Wir haben einen Patienten, der Ihre Abteilung erhalten und dieses Ding gefunden hat." Er sagte auf einen Blick, dass es problematisch sei. Ich wusste, dass es mühsam war.Nachdem ich das Krankenhaus angerufen hatte, verteilte ich diesen Bericht auch an meine Klassenkameraden. Ich habe absichtlich einen roten Kreis auf die Linie "SARS-Coronavirus, Pseudomonas aeruginosa, 46 Arten von Bakterien zur oralen / respiratorischen Besiedlung" gezeichnet. Es soll ihn daran erinnern, aufmerksam zu sein. Ich habe den Bericht auch an die Ärzte in der Abteilung geschickt, um alle daran zu erinnern, Vorsichtsmaßnahmen zu treffen.Das Ding wurde in dieser Nacht verbreitet, und die Screenshots der Übertragung waren die Fotos, die ich in roten Kreisen gemalt habe, einschließlich derjenigen, die ich später erfuhr, dass Li Wenliang an die Gruppe weitergegeben hat. Zu dieser Zeit dachte ich, dass es schlecht sein könnte. Um 10:20 Uhr schickte das Krankenhaus eine Nachricht. Es war eine Mitteilung über die Überweisung an das städtische Gesundheitskomitee. Der Hauptpunkt war, dass Lungenentzündung unbekannter Ursache nicht willkürlich ausgelöst werden sollte, um Panik unter den Menschen zu vermeiden. Wenn Panik durch Informationslecks verursacht wird, sollte die Rechenschaftspflicht verfolgt werden.Ich hatte damals große Angst und gab diese Informationen sofort an meine Klassenkameraden weiter. Ungefähr eine Stunde später sandte das Krankenhaus eine weitere Mitteilung, in der erneut betont wurde, dass verwandte Nachrichten innerhalb der Gruppe nicht verbreitet werden können. Einen Tag später, am 1. Januar um 23.46 Uhr, schickte mir der Leiter der Krankenhausaufsicht eine Nachricht, damit ich am nächsten Morgen vorbeikomme.Ich bin in dieser Nacht nicht eingeschlafen, ich war besorgt und dachte immer wieder nach, aber ich hatte das Gefühl, dass alles immer zwei Seiten hat. Selbst wenn es nachteilige Auswirkungen hat, ist es nicht unbedingt eine schlechte Sache, das medizinische Personal in Wuhan daran zu erinnern, Vorsichtsmaßnahmen zu treffen. Am nächsten Morgen um 8 Uhr, bevor ich die Schicht beendet hatte, rief ich an, um in der Vergangenheit anzurufen.Nach dem Interview erlitt ich eine beispiellose und sehr schwere Zurechtweisung.Zu dieser Zeit sagte der Gesprächsleiter: "Wir können es uns nicht leisten, den Kopf zu heben, wenn wir zu einem Treffen ausgehen. Der Direktor von XX kritisiert unser Krankenhaus. Als Direktor der Notaufnahme des Wuhan Central Hospital, Sie sind ein Profi. Sache? "Dies ist der ursprüngliche Satz. Lassen Sie mich zu der etwa 200-köpfigen Person in der Abteilung zurückkehren, um sie nacheinander mündlich zu übermitteln. Wir können sie nicht per WeChat oder SMS senden. Wir können nur von Angesicht zu Angesicht sprechen oder uns anrufen. Über diese Lungenentzündung können wir nichts sagen. ...Ich war auf einmal fassungslos. Er hat Sie nicht dafür kritisiert, dass Sie nicht hart gearbeitet haben, aber es schien, dass die gute Situation von Wuhans Entwicklung allein von mir zerstört wurde. Ich hatte damals ein sehr verzweifeltes Gefühl. Ich war eine ernsthafte und fleißige Person. Ich hatte das Gefühl, dass alles, was ich tat,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Regeln getan wurde und Sinn ergab. Was habe ich falsch gemacht? Nachdem ich diesen Bericht gesehen hatte, meldete ich ihn auch dem Krankenhaus. Meine Klassenkameraden und Kollegen kommunizierten über die Situation eines bestimmten Patienten. Ohne persönliche Informationen des Patienten preiszugeben, ist dies gleichbedeutend mit der Erörterung eines medizinischen Falls zwischen Medizinstudenten. Als Sie als klinischer Arzt weiß ich bereits, dass bei Patienten ein sehr wichtiges Virus gefunden wurde. Wenn andere Ärzte fragten, wie könnten Sie es nicht sagen? Das ist dein Instinkt, Arzt zu sein, oder? Was mache ich falsch? Ich habe getan, was ein Arzt und eine Person normalerweise tun sollten. Im Falle von irgendjemandem denke ich, dass ich es tun werde.Ich war damals sehr emotional und sagte, dass ich dieses Ding gemacht habe und es nichts mit dem Rest der Leute zu tun hat. Du verhaftest mich einfach und gehst ins Gefängnis. Ich sagte, dass ich nicht geeignet bin, in dieser Position weiter zu arbeiten und eine Pause machen möchte. Der Führer stimmte nicht zu und sagte, dies sei die Zeit, mich zu testen.Ich erinnere mich noch genau, dass ich in dieser Nacht nach Hause gegangen bin und meinem Mann nach dem Betreten der Tür gesagt habe, wenn etwas schief gelaufen ist, können Sie das Kind erziehen. Da mein zweiter Schatz noch sehr jung ist, bin ich erst über 1 Jahr alt. Er fühlte sich damals unerklärlich. Ich habe ihm nicht gesagt, was ihm gesagt wurde. Am 20. Januar, nachdem Zhong Nanshan es den Leuten erzählt hatte, erzählte ich ihm, was an diesem Tag passiert war. Während dieser Zeit erinnerte ich meine Familie nur daran, nicht zu überfüllten Orten zu gehen und beim Ausgehen Masken zu tragen.Viele Menschen machen sich Sorgen, dass ich auch berufen bin, einen dieser acht Menschen zu ermahnen. Tatsächlich wurde ich vom Büro für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nicht gewarnt. Später fragte mich ein guter Freund, ob Sie ein Whistleblower seien. Ich sagte, dass ich kein Whistleblower bin, ich bin derjenige, der die Pfeife geschickt hat.Aber dieses Interview hat mich sehr getroffen, sehr groß. Nach meiner Rückkehr fühlte ich, dass mein ganzes Herz gebrochen war. Ich habe wirklich hart gearbeitet und hart gearbeitet. Dann fragten mich alle Leute noch einmal und ich konnte nicht antworten.Ich kann nur die Notaufnahme dazu bringen, sich auf den Schutz zu konzentrieren. Wir haben mehr als 200 Leute in der Notaufnahme. Ab dem 1. Januar bat ich alle, ihren Schutz zu stärken. Alle Menschen müssen Masken, Hüte und sich schnell bewegende Hände tragen. 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eines Tages, als es einen Krankenpfleger gab, der während der Schicht keine Maske trug, ihn sofort beschimpfte: "Kommen Sie in Zukunft nicht ohne Maske zur Arbeit."Am 9. Januar sah ich einen Patienten am Voruntersuchungstisch husten, als ich von der Arbeit war. Von diesem Tag an bat ich sie, dem Patienten, der zu dem Patienten kam, eine Maske zu tragen, eine für jede Person. Sparen Sie zu diesem Zeitpunkt kein Geld. Niemand hat weitergegeben, und ich möchte hier betonen, dass das Tragen einer Maske zur Stärkung des Schutzes widersprüchlich ist.Diese Zeit war wirklich deprimierend und sehr schmerzhaft. Einige Ärzte schlugen vor, die Oberbekleidung draußen zu tragen. Das Treffen im Krankenhaus sagte, dass sie es nicht loslassen würden und dass das Tragen der Oberbekleidung Panik auslösen würde. Ich bat die Leute in der Abteilung, ein Isolationskleid in einem weißen Kittel zu tragen. Dies war nicht spezifiziert und lächerlich.Wir beobachteten immer mehr Patienten und der Radius des Ausbreitungsbereichs wurde immer größer. Zuerst könnte der südchinesische Fischmarkt damit verwandt sein, und dann breitete er sich aus, der Radius wurde immer größer. Viele von ihnen sind familienübertragbar. Unter den ersten sieben Personen gab es eine Krankheit, bei der die Mutter dem Sohn Essen gab. Der Klinikchef wurde krank und die Patienten, die zur Injektion kamen, wurden an ihn weitergegeben. Sie waren alle zu schwer. Ich wusste, dass es jemanden geben muss, der weitergibt. Wenn es keine Übertragung von Mensch zu Mensch gibt, wird der südchinesische Fischmarkt am 1. Januar geschlossen. Warum gibt es immer mehr Patienten?Oft dachte ich, wenn sie mich nicht so zurechtweisen, fragen Sie ruhig nach den Vor- und Nachteilen dieser Angelegenheit und bitten Sie dann andere Atemwegsexperten, mit ihnen zu kommunizieren. Vielleicht ist die Situation besser, ich kann zumindest kommunizieren mehr im Krankenhaus ein bisschen. Wenn alle am 1. Januar so wachsam wären, würde es nicht so viele Tragödien geben.Am Nachmittag des 3. Januar versammelten sich im Nanjing Road Hospital Ärzte der Urologie, um die Arbeitsgeschichte des alten Direktors zu überprüfen. Dr. Weifeng Hu, der 43 Jahre alt ist, ist jetzt in der Rettung; Am Nachmittag des 8. Januar organisierte das Nanjing Road Hospital im 22. Stock eine Wuhan-Rehabilitationsparty für Onyx-Patienten in Wuhan. Am Morgen des 11. Januar berichtete mir die Abteilung, dass Hu Ziwei, eine Krankenschwester in der Notaufnahme der Notaufnahme, infiziert war. Sie sollte die erste infizierte Krankenschwester im Zentralkrankenhaus sein. Das erste Mal rief ich den Chef der medizinischen Abteilung an, um mich zu melden, und dann hielt das Krankenhaus ein Notfalltreffen ab. Das Treffen wies an, den Bericht über "zwei Lungeninfektionen, virale Lungenentzündung?" Zu ändern. Zu "zwei Lungen verstreuten Infektionen"; Der letzte 16. Januar Bei einem wöchentlichen Treffen sagte ein stellvertretender Dekan immer noch: "Jeder muss ein wenig medizinisches Wissen haben. Einige leitende Ärzte sollten sich nicht unheimlich machen." Ein anderer Führer trat sein Amt an und fuhr fort: “Niemand kann es weitergeben, aber es kann verhindert, behandelt und kontrolliert werden.”Einen Tag später, am 17. Januar, wurde Jiang Xueqing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und 10 Tage später wurde er intubiert und zur ECMO gebracht .Die Kosten des Zentralkrankenhauses sind so hoch, dass sie mit der mangelnden Transparenz unseres medizinischen Personals zusammenhängen. Wenn Sie sich die gefallenen Menschen ansehen, sind die Notaufnahme und die Atemabteilung nicht so schwer, weil wir ein Gefühl des Schutzes haben und uns schnell ausruhen und behandeln sollten, sobald wir krank sind. Die wichtigsten sind die peripheren Abteilungen, Li Wenliang ist Augenarzt und Jiang Xueqing ist Nagelspezialist.Jiang Xueqing ist wirklich eine sehr gute Person mit hohen medizinischen Fähigkeiten. Es ist einer der beiden chinesischen Ärztepreise im Krankenhaus. Und wir sind immer noch Nachbarn. Wir sind eine Einheit. Ich wohne im 40. Stock. Er wohnt im 30. Stock. Die Beziehung ist sehr gut. Da ich jedoch bei der Arbeit zu beschäftigt bin, kann ich mich nur während Besprechungen und Krankenhausaktivitäten treffen. Er ist ein Workaholic, entweder im Operationssaal oder in der Klinik. Niemand wird ihm speziell sagen, Direktor Jiang, dass Sie aufpassen und eine Maske tragen müssen. Er hatte nicht die Zeit und Energie, sich nach diesen Dingen zu erkundigen, und er musste sich darum gekümmert haben: "Was ist los? Es ist eine Lungenentzündung." Das sagten mir die Leute in ihrer Abteilung.Wenn diese Ärzte rechtzeitig daran erinnert werden können, wird dies vielleicht nicht der Fall sein. Deshalb bereue ich es als Kunde. Wenn ich heute schon vorausgesehen hätte, wäre es mir egal, ob sie mich kritisieren oder nicht, würde ich überall sagen.Obwohl er mit Li Wenliang im selben Krankenhaus war, erkannte ich ihn erst nach seinem Tod, da das Krankenhaus zu viele 4.000 Menschen hatte und normalerweise beschäftigt war. In der Nacht vor seinem Tod rief mich der Direktor der Intensivstation an, um eine Herzpresse aus der Notaufnahme auszuleihen, und sagte, dass Li Wenliang gerettet werden würde. Ich war schockiert über die Nachrichten. Ich habe den gesamten Prozess von Li Wenliang nicht verstanden, aber sein Zustand wurde von ihm beeinflusst. Ist es wichtig, wenn Sie nach einer Rüge schlechte Laune haben? Ich werde hier ein Fragezeichen stellen, weil ich genauso fühle wie ich.Später, als es soweit war, bewies es, dass Li Wenliang Recht hatte. Ich kann seine Stimmung sehr gut verstehen. Es kann die gleiche sein wie meine Stimmung. Es ist nicht Aufregung und Glück, sondern Bedauern. Das Bedauern sollte am Anfang weiterhin laut schreien. Als die Leute uns fragten, sagten sie weiter. Viele, viele Male habe ich mich gefragt, ob es Zeit zurück sein würde.In der Nacht vor der Schließung der Stadt am 23. Januar rief mich ein Freund der zuständigen Abteilung an, um mich nach der tatsächlichen Situation von Notfallpatienten in Wuhan zu fragen. Ich sagte, Sie vertreten privat oder öffentlich. Er sagte, ich vertrete privat. Ich werde dir die Wahrheit sagen, wenn ich in meinem Namen spreche. Am 21. Januar wurden in unserer Notaufnahme 1.523 Patienten behandelt, dreimal so oft wie üblich, von denen 655 Fieber hatten.Während dieser Zeit wird die Situation der Notaufnahme von Menschen, die sie erlebt haben, niemals vergessen, und es wird sogar Ihre gesamte Lebenseinstellung untergraben.Wenn dies ein Krieg ist, steht die Notaufnahme an vorderster Front. Die Situation zu der Zeit war jedoch, dass die folgenden Stationen gesättigt waren und im Grunde keiner der Patienten akzeptiert wurde und die Intensivstation entschieden abgelehnt wurde, sie zu akzeptieren. Sie sagten, dass saubere Patienten in ihnen waren, und sie wurden kontaminiert, sobald sie eintraten. Die Patienten eilten weiter zur Notaufnahme, und die Straße dahinter war nicht offen, so dass sie sich alle in der Notaufnahme stapelten. Die Patienten kommen für einige Stunden zum Arzt. Wir können überhaupt nicht von der Arbeit gehen. Es gibt k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Fieber und Notfall. Die Halle ist voller Patienten. Der Infusionsraum im Rettungsraum ist mit Patienten gefüllt.Die Familie eines anderen Patienten kam und sagte, er wolle ein Bett. Mein Vater konnte es nicht im Auto tun, weil die Tiefgarage zu diesem Zeitpunkt geschlossen war und sein Auto nicht einsteigen konnte. Ich kann nicht anders, als mit Menschen und Ausrüstung ins Auto zu rennen. Auf einen Blick sind Menschen tot. Was sagst du, es ist unangenehm und unangenehm. Der Mann starb im Auto und hatte keine Chance auszusteigen.Es gibt auch einen alten Mann, seine Frau war gerade im Jinyintan Hospital gestorben, ihr Sohn und ihre Tochter waren infiziert und sie bekam eine Spritze, um sich um ihren Schwiegersohn zu kümmern. Sobald ich sah, dass sie sehr krank war, kontaktierte ich die Atemabteilung, um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zu werden. Auf den ersten Blick war ihr Schwiegersohn eine kulturell qualifizierte Person. Komm vorbei und sag mir, dass ich dem Arzt danke und so weiter. Infolgedessen starb er. Vielen Dank für ein paar Sekunden, aber es wurde um ein paar Sekunden verzögert. Dieser Dankesatz belastet mich.Es gibt immer noch viele Menschen, die ihre Familien auf die Station schicken, wenn sie dich das letzte Mal sehen, und du wirst sie nie wieder sehen.Ich erinnere mich, dass ich am Morgen des 30. Jahres des neuen Jahres zur Arbeit kam. Ich sagte, wir würden ein Foto machen, um an das 30. Jahr des neuen Jahres zu erinnern. Ich habe auch einen Freundeskreis geschickt. An diesem Tag sagte niemand Segen. Zu dieser Zeit ist es gut zu leben.Wenn Sie in der Vergangenheit einen Fehler gemacht haben, z. B. wenn Sie nicht rechtzeitig eine Injektion erhalten haben, ist der Patient möglicherweise immer noch in Schwierigkeiten. Jetzt streitet niemand, niemand streitet mit dir, niemand streitet mit dir. Es ist verwirrend.Der Patient starb, und es war selten, dass Familienmitglieder traurig weinten, weil es zu viele, zu viele gab. Einige Familienmitglieder werden nicht sagen, dass der Arzt Sie gebeten hat, meine Familie zu retten, sondern zu dem Arzt gesagt haben: Hey, lassen Sie uns das schnell loswerden, das ist der Punkt. Denn zu diesem Zeitpunkt hat jeder Angst, infiziert zu werden.Es dauert jeden Tag 5 Stunden, um sich in der heißen Klinik anzumelden. Eine Frau fiel in einer Reihe hin und beobachtete sie in einem Ledermantel, einer Tasche und High Heels. Sie sollte eine bestimmte Frau mittleren Alters sein, aber niemand wagte es, vorwärts zu treten, um ihr zu helfen, und lag lange auf dem Boden. Ich musste die Krankenschwester und den Arzt anrufen, um ihr zu helfen.Am Morgen des 30. Januar kam ich zur Arbeit. Der Sohn eines weißhaarigen alten Mannes starb im Alter von 32 Jahren. Er starrte den Arzt an und gab ihm eine Sterbeurkunde. Es gibt überhaupt keine Tränen, wie kann ich weinen? Es gibt keine Möglichkeit zu weinen. Schauen Sie sich sein Kleid an, es kann ein externer Migrant sein, es gibt keinen Kanal zum Nachdenken. Ohne Diagnose wurde sein Sohn eine Sterbeurkunde.Dafür möchte ich anrufen. Die Patienten, die in der Notaufnahme starben, wurden alle nicht diagnostiziert und konnten nicht bestätigt werden. Nachdem diese Epidemie vorbei ist, hoffe ich, ihnen eine Erklärung zu geben und ihren Familien etwas Trost zu geben. Unsere Patienten sind sehr arm und erbärmlich.Ich war so viele Jahre lang Arzt und hatte immer das Gefühl, dass es keine Schwierigkeit gibt, mich zu Fall zu bringen. Dies hängt auch mit meiner Erfahrung und Persönlichkeit zusammen.Im Alter von 9 Jahren starb mein Vater an Magenkrebs. Zu dieser Zeit dachte ich daran, als Arzt aufzuwachsen, um das Leben anderer zu retten. Später, als ich an der Aufnahmeprüfung für das College teilnahm, waren alle meine Freiwilligen mit Medizin gefüllt, und ich bestand schließlich das Tongji Medical College. Nach meinem Universitätsabschluss im Jahr 1997 ging ich ins Zentralkrankenhaus. Zuvor war ich in der Herz-Kreislauf-Medizin tätig und wurde 2010 Direktor der Notaufnahme.Ich denke, die Notaufnahme ist wie ein Kind von mir. Ich habe es so groß gemacht, dass es alle vereinte und diese Situation nicht einfach machte, deshalb schätze ich diese Gruppe.Vor ein paar Tagen schickte eine meiner Krankenschwestern einen Freundeskreis und sagte, dass ich die große Notaufnahme vermisse, die vorher beschäftigt war, und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und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sind zwei Konzepte.Vor dieser Epidemie waren Myokardinfarkt, Hirninfarkt, gastrointestinale Blutungen, Trauma usw. die Bereiche unserer Notaufnahme.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ist vielbeschäftigt mit einem Gefühl der Leistung. Der Zweck ist klar. Es gibt reibungslose Verfahren für verschiedene Arten von Patienten. Sie sind sehr ausgereift. Und diesmal gibt es so viele schwerkranke Patienten, die keine Möglichkeit haben, mit ihnen umzugehen, und die nicht ins Krankenhaus eingeliefert werden können, und unser medizinisches Personal ist immer noch diesem Risiko ausgesetzt. Diese Art von Geschäftigkeit ist wirklich hilflos und traurig.Eines Tages um 8 Uhr morgens schickte mir ein junger Arzt in unserer Abteilung einen WeChat, und es war ganz persönlich, dass ich heute nicht zur Arbeit kommen würde und mich nicht wohl fühlte. Da wir hier Regeln haben, wenn Sie sich unwohl fühlen, teilen Sie mir dies im Voraus mit. Du sagst mir um 8 Uhr, wohin gehe ich, um jemanden zu finden. Er verlor in WeChat die Beherrschung für mich und sagte, dass eine große Anzahl von Fällen mit hohem Verdacht von der von Ihnen geleiteten Notaufnahme wieder in die Gesellschaft zurückgebracht wurde. Wir verstehen, dass dies Sünde ist! Ich verstehe ihn wegen seines Gewissens als Arzt, aber ich war auch besorgt und sagte, Sie können mir sagen, was sollten Sie tun, wenn Sie der Direktor der Notaufnahme sind?Später kam der Arzt nach einigen Ruhetagen zur Arbeit. Er sagte nicht, dass er Angst vor Tod und Müdigkeit habe, sondern dass er auf eine solche Situation gestoßen sei und sich angesichts so vieler Patienten gleichzeitig sehr zusammengebrochen fühle.Als Ärzte, insbesondere die vielen Ärzte, die kamen, um sie zu unterstützen, konnten sie es psychologisch nicht ertragen. Als dies geschah, weinten einige Ärzte und Krankenschwestern. Der eine weint andere und der andere weint sich selbst, weil jeder nicht weiß, wann er an der Reihe ist, sich anzustecken.Mitte bis Ende Januar wurden auch die Leiter des Krankenhauses nacheinander krank, darunter unser Direktor des Büros und drei Vizepräsidenten. Die Tochter des Chefs des medizinischen Dienstes war ebenfalls krank und ruhte sich zu Hause aus. Im Grunde kümmert sich zu dieser Zeit niemand um dich, du kämpfst nur dort, das ist das Gefühl.Die Leute um mich herum fielen auch nacheinander hin. Am 18. Januar, um 8:30 Uhr morgens, sagte der erste Arzt, den wir eingegossen hatten, dass ich als Direktor eingestellt wurde, nicht verbrannte, nur CT hatte und die Lunge ein großes Mattglas hatte. Bald erzählte mir eine verantwortliche Krankenschwester, die für die Isolationsstation verantwortlich war, dass er gefallen war. Nachts fiel unsere Oberschwester hin. Mein allererstes erstes Gefühl zu dieser Zeit war Glück, denn es fiel früh und ich konnte früh vom Schlachtfeld verschwinden.Ich war in engem Kontakt mit diesen drei Personen. Ich arbeite jeden Tag mit dem Glauben, dass ich fallen muss. Alle im Krankenhaus hielten mich für ein Wunder. Ich habe es selbst analysiert, es kann sein, dass ich Asthma habe und die Verwendung einiger inhalierter Hormone die Ablagerung dieser Viren in der Lunge hemmen kann.Ich denke immer, dass die Leute, die wir in der Notaufnahme machen, rücksichtsvolle Leute sind. In chinesischen Krankenhäusern sollte der Status der Notaufnahme unter allen Abteilungen relativ niedrig sein, da jeder der Meinung ist, dass die Notaufnahme nichts anderes als ein Durchgang ist. Es reicht aus, Patienten aufzunehmen. Schon. Diese Vernachlässigung hat es in diesem Kampf immer gegeben.In den frühen Tagen waren die Vorräte nicht genug. Manchmal war die Qualität der der Notaufnahme zugewiesenen Schutzkleidung sehr schlecht. Ich war wütend, als ich sah, dass unsere Krankenschwestern solche Kleidung zur Arbeit trugen und in Zhou Huiqun wütend wurden. Später gaben mir viele Direktoren alle Kleider, die sie in der Abteilung aufbewahrten.Es gibt auch Essstörungen. Wenn es viele Patienten gibt, ist das Management verwirrend. Sie können einfach nicht glauben, dass die Notaufnahme noch etwas zu essen hat. Viele Abteilungen haben nach der Arbeit Essen und Trinken. Sie haben eine große Reihe. Wir haben hier nichts. In der WeChat-Gruppe heißer Kliniken beschweren sich Ärzte. "Unsere Notaufnahme hat nur Windeln ..." Wir haben an vorderster Front gekämpft, und deshalb war ich manchmal wirklich wütend.Unser Kollektiv ist wirklich gut. Jeder ist nur dann aus der Leitung, wenn er krank ist. Diesmal waren mehr als 40 Personen in unserer Notaufnahme infiziert. Ich baute eine Gruppe aller Kranken auf, ursprünglich "Notfall-Krankengruppe" genannt, sagte die Oberschwester unglücklich, wechselte zu "Notfall-Tankgruppe". Selbst Menschen, die krank sind, haben keine traurige, verzweifelte und klagende Mentalität. Sie sind alle sehr positiv, das heißt, jeder hilft sich gegenseitig, Schwierigkeiten zu überwinden.Diese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sind sehr gut, folgen Sie mir einfach und seien Sie verletzt. Ich hoffe auch, dass das Land nach dieser Epidemie seine Investitionen in Notaufnahmen erhöhen wird. In den medizinischen Systemen vieler Länder wird die Notaufnahme hoch geschätzt.Am 17. Februar erhielt ich eine WeChat-Nachricht von einem Klassenkameraden im Tongji-Krankenhaus. Er sagte "Entschuldigung" zu mir. Ich sagte: "Zum Glück haben Sie es ohnmächtig gemacht und einige Leute rechtzeitig daran erinnert. Wenn er es nicht weitergegeben hätte, hätte er möglicherweise nicht Li Wenliang und die acht, und er würde wahrscheinlich weniger wissen.Diesmal hatten wir drei Ärztinnen, die mit der ganzen Familie infiziert waren. Der Schwiegervater und die Schwiegermutter der beiden Ärztinnen wurden mit ihrem Ehemann infiziert, und der Vater, die Mutter, die Schwester und der Ehemann einer Ärztin wurden von fünf Personen infiziert. Jeder denkt, dass das Virus so früh entdeckt wurde, aber es stellte sich als so kostspielig heraus.Diese Kosten spiegeln sich in allen Aspekten wider. Neben den Verstorbenen litten auch die Kranken.In unserem "Emergency Emergency Team" tauschen Menschen häufig körperliche Verhältnisse aus. Einige Leute fragen, dass die Herzfrequenz immer 120 Schläge pro Minute beträgt. Ist das wichtig? Es ist definitiv wichtig und Panik, sobald sie sich bewegen. Dies wird sie lebenslang betreffen. Kann Herzinsuffizienz nicht? Es ist schwer zu sagen. In Zukunft können andere wandern und reisen, vielleicht auch nicht, und das ist alles möglich.Und Wuhan. Sie sagten, dass Wuhan ein lebhafter Ort ist. Jetzt ist es auf dem Weg ruhig und still. Viele Dinge können nicht gekauft werden und wir müssen das ganze Land unterstützen. Vor einigen Tagen fiel eine Krankenschwester eines medizinischen Teams in Guangxi bei der Arbeit plötzlich ins Koma und wurde gerettet. Später trat ein Herzschlag auf, aber sie lag immer noch im Koma. Wenn sie nicht kommt, kann sie eine gute Zeit zu Hause haben, und diese Art von Unfall wird nicht passieren. Ich denke, wir schulden wirklich allen die Gunst.Nach dieser Epidemie wurden viele Menschen im Krankenhaus schwer getroffen. Einige medizinische Mitarbeiter unter mir denken an Resignation, darunter auch einige Rückgrate. Alle früheren Konzepte und der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dieses Berufs sind unweigerlich ein wenig erschüttert - arbeiten Sie so hart, oder? Genau wie Jiang Xueqing arbeitet er zu hart, ist zu gut für den Patienten, er operiert jedes Jahr und das neue Jahr. Heute hat jemand einen WeChat geschickt, der von Jiang Xueqings Tochter geschrieben wurde und besagt, dass die Zeit ihres Vaters dem Patienten gegeben wurde.Ich habe selbst unzählige Gedanken gehabt, bin ich nach Hause zurückgekehrt, um Hausfrau zu werden? Nach der Epidemie ging ich im Grunde nicht nach Hause und lebte draußen mit meinem Mann. Meine Schwester half mir, zu Hause auf meine Kinder aufzupassen. Mein zweiter Schatz erkannte mich nicht. Er hat mich nicht gefühlt, als er das Video gesehen hat. Ich war sehr verloren. Es war nicht leicht für mich, dieses zweite Kind zur Welt zu bringen. Er war 10 kg bei der Geburt. Diesmal auch entwöhnt - als ich diese Entscheidung traf, war ich ein bisschen traurig. Mein Mann sagte mir, dass er sagte, dass jemand so etwas in seinem Leben begegnen kann, und dass Sie nicht nur ein Teilnehmer sind, sondern auch ein Team mitbringen, um diesen Kampf zu führen, ist ebenfalls eine sehr bedeutsame Sache. Wenn sich in Zukunft alles wieder normalisiert, ist dies auch eine sehr wertvolle Erfahrung, an die sich jeder erinnern kann.Der Führer sprach am Morgen des 21. Februar mit mir. Eigentlich möchte ich ein paar Fragen stellen, wie zum Beispiel, denkst du, dass Kritik an diesem Tag falsch war? Ich hoffe, mich zu entschuldigen. Aber ich wage es nicht zu fragen. Niemand entschuldigte sich bei mir. Aber ich habe immer noch das Gefühl, dass diesmal klarer ist, dass jeder immer noch auf seinem eigenen unabhängigen Denken besteht, denn wenn jemand aufstehen und die Wahrheit sagen will, muss es jemanden geben, und die Welt muss eine andere Stimme haben, oder?Wer von uns liebt als Wuhaner unsere eigene Stadt nicht? Wir erinnern uns jetzt daran, wie extravagant das Glück war, das wir im gewöhnlichsten Leben gelebt haben. Ich habe jetzt das Gefühl, das Baby zu halten, mit ihm auf einer Rutsche zu spielen oder mit meinem Mann einen Film anzusehen, aber das ist in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üblich, aber bis jetzt ist es eine Art Glück, das ist es ein unerreichbares Glück.按以往经验，很自然会想到图片、PDF、竖排的方式传播这些传统的方式都失效后，不服气；这篇文章开始被以各种脑洞方式传播我至少已看到十种不同语文的版本了；外语版也纷纷阵亡后，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语言及符号我不知道，公号里那些在做审核的小哥哥小姐姐们，今天是不是在边笑边删摩斯电码的版本也有，像我这种外行人，只看一堆颜文字传统文化爱好者也坐不住了，开始制作一批奇怪的版本。这时候，这篇文章传播的意义已经变质了，成为一场行为艺术。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已经做成图片的变体版本都能被被删，除非是有人看完觉得哈哈哈好好好笑，然后顺手按下了举报小编加料今天微博上广传的一句话，分享与大家：
“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老子到处说”。前者是诊断，后者是处方。李文亮和艾芬这两位医生，合力写出了这部划时代的病理诊断书。